5月17日，长春市民张俊龙在母亲的遗像前，手捧着长春市公安局的立案通知书，又一次泪如雨下，“妈，咱家的案子有希望了！”这一天距张俊龙母亲的非正常死亡整整21个月。

　2002年8月16日，69岁的吉林省长春市市民苗玉春摔伤导致骨折入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，随后在手术室内突然死亡，患方家属依法封存了病历。两天后，医患双方竟在该院垃圾箱内发现了被麻醉医生撕毁、隐匿的原始《手术麻醉记录单（包括抢救记录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手术记录》），几百张碎片，经公安机关整复后，与封存病历中的《手术记录》对比，专家发现麻醉医生伪造、篡改麻醉用药、剂量、时间等内容竟达40项之多。然而，这起全国首例麻醉医生撕毁、隐匿《手术记录》并被患方家属找到确凿证据的案件至今悬而未决，因医院弄虚作假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被迫中止，被害者家属在无言的痛苦中徘徊与挣扎。本报于2003年10月9日对此事件以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为题做了深度报道。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新闻纵横》栏目对此事件也做了相关报道。

　　麻醉师为什么要撕毁、隐匿、伪造和篡改《手术记录》？麻醉医生的行为是违法的，他企图掩盖的事实与患者死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？有关当事人和医院要负什么责任？患者家属要讨一个说法。

　　经过患者家属多次上访，2003年12月4日，长春市卫生局经过调查，认为麻醉医生麻海春撕毁、隐匿、伪造和篡改患者病历，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对麻海春进行吊销执业医师资格6个月的处罚。

　　然而，张俊龙和家人仍然在无言的痛苦中徘徊，仍然在行政法规和中国法律的边缘和“漩涡”中挣扎，那么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“漩涡”呢？

　　吉林省卫生厅的一位纪检干部认为：“处理这种医疗纠纷，无外乎三种途径。一是通过行政手段查出问题的症结所在，拿出处理纠纷的具体办法；二是通过医疗事故鉴定部门判定出孰是孰非，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正确处理；三是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或者判决。”

　　然而，张俊龙及其家人按照这三条相关程序足足挣扎了一年多时间，没有一条能走得通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们交涉得最多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，这家医院负责人强调得最多的是他们的“硬道理”——“你们走行政或者诉讼程序，我们会尊重他们的结论。”

　　张家人只好这样走下去。在这期间，在征得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同意后，双方委托长春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进行鉴定。张家人将公安机关整复的《手术记录》（部分残损）与收集到的所有材料提交给鉴定办公室。2003年6月19日，长春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却发出了《关于中止组织对苗玉春医疗事故鉴定的通知》。《通知》认为：因患方申请鉴定事由主要是麻醉方面的问题，但医方的麻醉方面的纪录已失去真实性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《医疗事故鉴定暂行办法》第十六条第（二）项：“提供材料不真实的”的规定，决定中止组织对苗玉春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。

　　长春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负责人王雅君对记者说：“这个鉴定我们目前只能中止，这完全是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办理的。用虚假的东西做依据，我们无法得出真实的结论。”看来，这一条路对于张家人来说难以走下去，这是个死胡同。
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张家人又多次找到当地两级法院进行咨询，得到的答复是法院对这样纠纷的处理意见是：法院立案和审理的主要依据是医院方面是否构成医疗事故，他们也需要医疗事故鉴定部门的明确结论，否则案件的审理工作很难进行到底。这也没走通。

    被逼无奈张家人只好多次到当地的医疗（吉林省卫生厅、长春市卫生局）、教育（吉林大学）主管部门多次上访。直到一年零四个月以后，长春市卫生局才对责任医生进行了行政处理。由于麻醉医生有意将《手术记录》撕成几百张碎片，并隐匿在拉圾箱内，造成公安机关整复的《手术记录》部分残损，不能真实反映手术全过程，依据残损的《手术记录》（并且拼贴的4张《手术记录》内容不一致）恢复鉴定也无法进行。张家人又坠入一个怪圈中。

　　2004年4月，张家人的上访引起了长春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重视，警方在调查走访的基础上决定立案调查。张家人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。

　　《市场报》 (2004年06月15日 第七版)